近期，多所“双一流”高校纷纷启动对绩点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复旦大学引入“P/NP”成绩机制，允许部分课程不计入绩点；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逐步弱化绩点排名权重；2025年7月26日，北京大学宣布自2025级本科生起取消绩点（GPA）制度，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高校对“唯分数论”的反思从边缘走向主流，触及教育预设的根基。

分数与绩点制度的历史溯源

分数的本质与作用

分数是教师评估和报告学生表现的方式，通常以分数（0到100分）和字母等级（A至F）呈现，如考试89分对应成绩B + 。如今，成绩成为青少年时期重要部分，“平均绩点”（GPA）指标方便他人快速评判学生学业表现。成绩不仅影响学生升班、留级、课程层次选择，还是高校录取的重要标准，对中学、大学乃至雇主评估个体学术成就都有重要意义，与学生获得父母满意、考上大学、获得奖学金、找到好工作等目标紧密相连。

成绩制度的演变

成绩制度可追溯至1785年耶鲁大学校长将毕业班学生分为四个等级。早期美国评分系统受欧洲模式影响，以持续竞争、奖励机制和名次排序为核心。但随着强制性大众教育引入，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原本偏向本地化、个性化、用于教师与学生家庭之间沟通的评分系统，开始承担起外部沟通与系统组织的职能，教育从业者将成绩视为构建教育体系的工具，评分制度逐渐从教学工具转变为组织管理工具，用于促进学生流动、学校沟通和系统协调。1899年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成立后，推动标准化评分，使各大学能基于统一标准判断成绩，评分制度成为教育官僚化进程中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教育量化的主要手段和学生分类的核心机制。

评分制度的弊端

对学生学习动机的扭曲

评分制度设立的两个主要目的——激励学生和评估其理解程度，在实际中适得其反。在大学课堂上，教师为支撑课程存在设计“可评分”作业，学生将时间投入到能快速获取分数的任务上，而非真正蕴含“活的思想”的作业内容。学生对成绩关注度越来越高，更关心课程是否容易通过、作业是否简单、老师是否给分宽松，“水课”泛滥、刷绩点成风，功利性学习令学生疲于奔命于机械任务，掏空了教育的灵魂。

加剧学生间不健康竞争

评分制度加剧了学生之间不健康的竞争，高GPA成为保研、出国、申请奖学金的通行证，催生了学术不诚实行为。围绕成绩的焦虑不断累积，教学被深刻裹挟，教师被动迎合评分标准，以考试为导向进行教学；学生采取死记硬背、揣摩出题人思路、制定应试策略等方式学习，真正衡量的往往不是“学习本身”，而是“考试成功的能力”。

忽视学生个性

学生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数字，教育系统忽视每位学生独特的个性，将学生纳入标准化工业化框架，按照统一变量加以筛选和评判。GPA这种量化机制难以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风格、兴趣取向、潜在能力及成长轨迹，分数让学生误以为知识本身不值得追求，破坏了真正的学习动机。

评分标准不统一

评分标准缺乏统一，不同教师之间评分方式差异巨大，同一所学校中教授同一门课程、面对同一年级的教师之间也往往没有一致的评分标准，造成“成绩迷雾”，学生搞不清一个字母成绩的真正含义。此外，是否将“非学术因素”计入评分也存在争议，扭曲并削弱了成绩本应具有的客观性，增加了学生的认知负担和教师的评分难度。

构建新的评价体系

取消成绩的影响与替代因素

在当下普遍存在的“成绩膨胀”现象中，高分难以有效区分学生差异，研究生院和企业早已将注意力转向学校声誉、课外经历等更能体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因素。取消成绩虽可能使成绩不佳者失去动力，成绩优异者追求外在目标，但能避免学生因过度关注分数而忽视学习本身。

新评价体系的方向

我们亟须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应涵盖学习日志、课堂参与、团队协作等多维要素，强调“过程性评价”而非结果导向；推广以“等级制”结合“叙述性评语”的模式，避免精细化的数值排名，强调个性化反馈与成长性导向；构建动态更新的“能力画像”，通过电子档案记录学生在不同情境中的真实表现与成长轨迹；弱化甚至取消GPA的排名功能，打破“绩点至上”的迷思，推动教育回归“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本质。

国内外高校的实践探索

在斯坦福大学，某些课程已尝试以个性化反馈取代打分，教师摆脱“会计”或“警察”的角色，回归教学本质。一些美国高中开始系统探索新的模式，如允许低分学生重做作业，强调学习是掌握内容的过程；有的学校只设置“掌握”和“进行中”两个等级，给予学生无限次机会达到熟练程度。

北京大学的绩点改革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它打破了一种制度惯性，挑战了一整套教育文化的预设。真正的改革不止于取消某项指标，而在于重新提出学习的价值、评价的正义以及谁有权定义成功等问题。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应以此为契机，在制度、文化与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让“多元评价”成为面向人的教育哲学，使评价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服务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