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经记不起，父母初次提出搬进养老院，是在哪一年。

父亲的身体不好，1989年时46岁的他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开胸手术，从此落下一身病痛。1996年他办理了提前病退，2006年又因中风被送院抢救，再次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扛过两次意外的他失去了原本健康的体魄，往后的日子，都在和病痛拉扯中度日。

大约从2013年开始，他的双腿逐渐失去力气，有次他在马路上摔倒后站不起来，被好心的路人送了回家。医生说他的情况属于中风后遗症，开了一些疏通血管的药，情况果然有所好转，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又可以出门遛弯了。可是这种情形并未持续下去，尽管一直在吃药，大约过了一年后，他又开始频繁摔跤，这次医生也无计可施了，只说只能慢慢调养，没有根治的办法。

有一天晚上，他起夜时摔倒，母亲闻声起来扶他，发现他全身瘫软，几乎不能动弹。因为抬不动他，母亲只好打120求助。这两件事都发生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接连发生的意外，让他们萌生了去养老院的念头。在他们眼里，养老院里有医生和护工，全天24小时随叫随到，也不用为买菜做饭的事发愁，至少能在突发状况时，有人第一时间搭把手。

其实在考虑养老院之前，他们也尝试过请上门保姆。可他俩都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无法接受一个住家保姆闯入自己的生活空间。母亲还说，家里多了个外人，她就时刻都无法放松，吃饭、说话都要顾及旁人，那样的日子她不要过。父亲则一方面心疼钱，觉得并无多少家务让保姆做，不值得每月花6000块；另一方面我外公以前曾请过多个保姆，其间不断地发生各种摩擦、矛盾，甚至是偷懒、敷衍的问题，令父亲对此彻底失去了信心，打心底里抵触住家保姆。

于是有一段时期，大约是从2016年到2018年，他们决定请钟点保姆，每天下午来干4个小时，打理家务、简单做顿饭，每个月费用是2500元。可是钟点保姆也有很多问题，有些人性格不好，相处起来别扭；有些人做事不认真，打扫敷衍、干活潦草；还有些人经常请假，打乱家里的生活节奏。而难得遇到一个比较满意、手脚麻利的，干了不久又辞职了。毕竟大多数保姆更希望在一个家庭干全天或白班，而不是每天跑两三个家庭各干4个小时，奔波又不划算。后来家政公司涨价，保姆4小时的费用涨了500块，这笔额外的支出，加上之前种种不如意，彻底促使父母下定决心搬进养老院。

最初，他们倾向于去公立的养老院，环境正规、收费透明，可是公立养老院床位紧张，要排队等候，等多久还不能确定。而且母亲当时生活可以自理，选择养老院主要是方便照顾父亲，她自己还想经常回家看看或短住，而公立养老院离我们家较远，往返不是很方便。到了2018年，在父亲的建议下，他们搬进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家民营养老院，地段合适，也能随时照应。

一

这家养老院有265个床位，全部在一栋四层楼里，每层的格局都一样：楼栋为扁长形状，中间一排房间，房间的两边都各开一扇门，门外各有一条通往两边尽头的走廊，两条平行的走廊各有七八十米长。这些房间全是双人房，面积约25平米左右，带一个独立厕所，两个老人共用。我父母因为是夫妻一同入住，所以拥有一个专属的双人房间；而单身的老人则要和另一位陌生老人拼房，一般他们会在房间中间放置一面屏风作为分隔和遮挡，保留各自的私密空间。

养老院的老板是一个女富商，她妈妈也住在院里，每年妈妈生日那天，她会请全院的老人到附近的饭店吃庆生宴，热热闹闹的。此外她妈妈信佛，她就在养老院里建了一个袖珍的小庙，让妈妈可以每天拜神上香，图个心安。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痛痒，至少让我们觉得老板是个有心之人，对这家养老院也多了几分放心。

养老院的收费总共分四笔，其中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按月缴纳，父母都选择了最低级别的护理，这三笔费用加在一起，每人每月约4000块左右。院里护理共分为三级，每提高一级价钱要上涨八九百元，服务内容也更细致。另外还有一笔入住费，可以在入住时一次性支付3万元，也可以每年支付1万元。选择一次性支付的话，假如中途中止合约，下次再进院时要重新支付入住费。我父母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在养老院终老，不想再折腾搬家，所以选择了一次性支付3万。他们搬进去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因为工作不方便请假，直到2020年春节前失业后，我才第一次回到广州踏足这家养老院，这时父母已经在里面住了一年多。

我对养老院的第一印象是那座嵌在楼栋外墙的袖珍小庙，毕竟它不像是该出现在养老机构里的东西，除此以外养老院的方方面面都和我想象的差不多。父母的房间在三楼，这是根据他们选择的护理级别而定：选择高级护理的都是自己无活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统一安排在一楼的房间，方便护工照料；选择中级护理的是行动不太方便、生活半自理的老人，安排在二楼的房间；选择低级护理的则是像我父母这种，生活可以完全自理的老人，安排在三楼和四楼的房间。

起初，父亲虽然下肢乏力，行走时容易摔倒，但在借助拐杖或助行器后，并不需要旁人搀扶；同时他刷牙洗脸、吃饭洗澡等日常起居都可以自己完成。洗衣服则有公用洗衣机，母亲可以代为操作，因此完全符合低级护理的标准。低级护理的内容很简单，护工每天只来送三顿饭、送两壶开水、给房间拖一次地，以及对呼救铃的全天响应，其余生活需求皆由老人自己负责。

到了2020年的下半年，父亲的健康开始恶化，起先为了省下升级护理的钱，我们私下给负责打扫的护工每月150元，请她每天帮忙洗三次碗，母亲因此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照顾父亲。其实按照养老院的规定，护工不能私自收老人的钱，属于违规行为；假如老人需要更多的服务，可以选择提升护理等级。可是养老院里很多老人都这么做，主管也清楚这种情况，但她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双方行个方便。毕竟升一级护理要多交近千元，很多老人并无此需求，他们只想有限地购买一些针对性服务；而护工方面肯定也想多挣一些外快，假如老人选择升级护理，这笔额外收入他们就一分钱也捞不到了。

不过很快，母亲也无力独自照顾父亲了。此时父亲已经无法自行下床，而且由于严重的前列腺增生，他挂上了尿袋，再也不能摘下来，生活彻底无法自理。母亲本身有腰椎间盘突出，难以长时间弯腰帮躺在床上的父亲擦身、换衣服和换纸尿裤，身体实在吃不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升级护理也难以解决，因为院方的护工并非一对一服务，而是一个护工同时负责十多个老人，精力有限，照料难免不周。于是，他们决定雇用一个全天陪护的私人护工。他们没去找外面的家政公司，而是通过养老院的主管介绍，聘用了一个曾在养老院工作过，后来因故离职的大姐。这个大姐已经60岁，但相比家政公司的保姆，她每个月的收费只要4000元，能便宜2000元，加上为她支付的伙食费和床位费，我们每月为此合计支出5320元，也算在承受范围内。

二

新冠疫情的暴发改变了许多事情，包括老人们在养老院里的处境，也彻底打乱了家属探望的节奏。我记得2020年时管控还不严，家属可以随时进院探望老人，陪父母说说话、带点爱吃的东西。可是到了2021年春节，从北京赶回广州的我却吃了个闭门羹。在我出发之前，母亲还特意到附近饭店订了除夕夜的年饭，想着一家人团聚过年。不料禁令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等我回到广州后，养老院已经全面禁止出入，大门紧锁，任何人不得进出。

因为母亲在饭店交的200元订金不能退，我去店里协商，换成了几盒外卖的烧卤熟食，包括一盒烧鹅、一盒白切鸡、一盒盐焗猪肚，好像还有一盒豉油鸡。整个春节期间，我就独自待在家里，每天用这几盒熟食配馒头充饥，吃完后没两天就乘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满心失落。

当时我很沮丧，但这不是养老院自己的决定，门口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驻守，严格执行管控要求。当然，老人也可以选择回家，但离开后就不能再回去了，除非疫情结束或民政局下达新的指令。后来的形势证明，父母留在养老院是当时两个糟糕选项中较好的一个。如果他们回了家，不久后将遭遇封控，出门买菜、看病拿药都会变成难题，身边没人专业照料，处境会更艰难；而在养老院里，至少还有稳定供应的饭菜、常备药物和基础医护，温饱与安全能得到保障。

因为这是家小型的民营养老院，管理方面难以做到完善规范。大约从2021年初到2022年底，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快递员和送餐员都不被允许进院，所有快递和快餐只能放在门卫室。很多老人行动不便，上下楼取件很困难，有个男护工就开始帮忙把快递和快餐送上楼。实际上他走一趟，来回用不着五分钟，严格来说这也是他的分内事，毕竟拿快递、送餐本就是照料老人的一部分。不过因为从前他并不需要做这个，如今额外增加了工作量，有些老人为表示谢意，就每次给他10块钱红包。

这本来是件暖心的好事，可不知道怎么地，渐渐就变了味。一开始只是个别老人主动给钱，后来却演变成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每个老人每次都得给。母亲说，有人忘记给钱，他就待在门口不走，眼神催促，让老人很难堪；而且他根本不问你需不需要帮忙，哪怕一些很轻的快递、小物件，老人可以抽空下楼自取的，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给你拎上来，强行索要红包。

偏偏这里的护工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彼此不仅是同乡，很多人还是亲戚，比如这个男护工的妻子也在养老院里干活，抱团很严重。假如某个老人得罪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坏名声就会在护工群里传开，下次遇到困难再想找他们帮忙，可能就要被冷眼相待、敷衍了事。

当然，主管不会允许这些情况发生，但所谓法不责众，连法律都对付不了人多势众，更别说养老院的内部规定。但谁要是敢向主管告状，就是彻底得罪了所有护工，往后的日子只会更难熬，主管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护工全部换掉——事实上，养老院的护工非常难招，薪资不高、工作辛苦，人员流动性极大，能招到人手已属不易。这虽然是一件小事，涉及的金额也不大，但有时真的让我们感到心里不适，却又无可奈何。除此以外，养老院里还有一些隐性的消费，全部都和这些护工有关，因为母亲不愿多说，我和姐也不便深究，怕她在院里受委屈。

2022年的春节我终于可以进去养老院探望父母，这时候我发现，三楼出现了不少空房间，而2020年我第一次来时，这里几乎是住满的状态。这说明院里的老人数量正在减少，人气也淡了许多。实际上，直到2024年母亲去世为止，养老院里的老人数量都一直在减少。这或许是因为疫情期间有些老人害怕封闭管理，选择了离开；留院的老人也因自然死亡而不断减员；反反复复的封控又吓退了那些原本打算入住的老人，生源越来越少。

三

2022年父亲的身体反复出现状况，我也因此回了三趟广州：头两趟送他看病、住院并贴身陪护，陪着他熬过病痛的折磨；第三趟是处理他的后事，父亲在2022年国庆当天辞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纠缠。

在养老院里，因为不断目睹同龄人的离去，死亡成了老人们日常恒常的话题，避无可避。比如和父母相邻的房间，原本住着两位老妇人，有次我帮她们晾衣服，还聊过几句天，感觉她们头脑清晰，手脚也算利落，至少走路不踉跄，精神状态很不错。可是隔了一年再去，我发现她们的房间空了，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告诉我，两人竟都相继离世了，生命的脆弱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我们常说，中国人避讳谈论死，信奉好死不如歹活，对死亡总是避之不及，可是养老院里的情形并非完全如此。从母亲的转述里，我发现有很多老人对死看得很开，不再恐惧和避讳。这可能是因为害怕谈论死的老人观念都比较传统，往往对养老院也有所抵触，宁愿在家硬撑也不愿入住；而选择住进养老院的老人，大多都相对开明一些，能接受现实。同时，在养老院里的老人之间频繁地交流，互相影响和鼓励，会让一些人克服原本的心结，更坦然地看待生命的终结，毕竟身边的人都在经历同样的事，孤独感会少很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老人，包括我父母在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承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日夜难安，这时死不再完全是件可怖的事，相反倒成了一种轻松的解脱，不用再被病痛拖累。事实上院里曾有老人尝试跳楼，想要结束痛苦，但没有成功，大概因为爬不上围栏，他选择了从楼梯的高处向下扑去，沿阶滚落后尽管头破血流，还是被救了回来，继续在病痛里煎熬。

父亲是贫农出身，35岁才移居城市，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始终无法适应城市人的社交节奏。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孤僻、沉默的人，不爱说话，也不爱凑热闹。在养老院里，他也基本不交朋友、不和人闲聊，总是安安静静待在房间里，要么坐着发呆，要么躺着休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母亲的情况则不同，尽管也没有多热衷交际，但在养老院里还是会经常串门聊天，和相熟的老人唠唠家常，打发漫长的时光。可是奇怪的是，老人们的聊天似乎不喜欢被子女听到，每次当我出现时，她们的谈话就随之结束了，各自散开，仿佛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晚辈知道。

母亲2016年查出卵巢癌，虽然做了切除手术并接受了化疗，但医生说肿瘤细胞已经开始转移，估计两到三年后会复发，生存期并不乐观。因此2018年搬进养老院时，死对她来说已经不是遥远的事，她心里早有准备。她或许是院里所有老人中，对待死这件事最坦然的一个。她从来没有因为绝症而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相反总是尽量开心地度过每一天，看看书、聊聊天、晒晒太阳，仿佛死不是笼罩在头顶的阴云，而只是衣服背后一块看不到的污渍，不影响当下的生活。

在养老院里，她读了我和姐推荐的《最好的告别》，但更喜欢罗点点的《我的死亡谁做主》——这本书是我帮她买的，但不知道是谁向她推荐的。此后她就经常向我们复述书中的观点，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在她病危时过度干预，不要做无谓的抢救。她的原话是：“放弃一切抢救，仅仅维持生命体征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让我白白受罪。”她想要的是有尊严地离开，而不是被各种仪器困住，毫无质量地苟延残喘。

养老院里的死亡，很多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或许是几天，或许是几个月，身体一点点垮掉，意识慢慢模糊。一般来说，老人这时已经离不开专业的医疗和药物手段，还有及时的抢救条件。于是，经常会有老人突然从院里消失，家属匆匆赶来办理手续，把老人接走。他们不是去世了，而只是选择住进了医院，但对于其他留在院里的老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永别——他们病重缠身，身体扛不住折腾，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一家民营医院和这家养老院合作，专门接收这些病重的老人，也包括我的父母。因为公立医院的资源紧张，床位有限，不会允许病人长期住院，病情稳定就会要求出院；而这家民营医院虽然不属于临终关怀性质，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临终关怀医院。至少它不会在两周后迫不及待地赶你出院，愿意接收病重的老人，万一需要住更长时间，比如两个月以上，还可以转去他们老板开的另一家医院，算是给老人留了最后一条退路。

四

父亲去世后，母亲立即找到主管，提出续交父亲的床位费，把整个房间包下来，她不想在父亲走后，还要和陌生人合住，打破仅剩的安宁。主管为人真的很好，处处为老人着想，立即劝她不必这么做，说没必要花这笔冤枉钱。其实当时三楼已经空了近一半房间，哪怕有新的老人入住，考虑到母亲的情况，也不会安排和她合住，母亲完全可以省下这几千块钱，留着买些爱吃的、用得上的东西。

可是母亲坚持要给，她就是这样的人，表面看来是不喜欢欠人情、占人便宜，凡事都要算得清清楚楚，其实内在是极其恐惧被人指摘、说闲话，怕别人觉得她占便宜、不懂事。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这些心理和行为特征已经发展到在我看来异常执拗、难以劝说的地步，我们劝了好几次，她都不肯让步。不过当然，虽然我和姐姐不认同，但都选择尊重她的做法，不想让她心里不安。

早在2021年，父亲曾经预言，自己会死于明年，而母亲死于后年。他是当着我、姐和母亲的面说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有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人接他的话，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沉默以对。结果，他猜对了自己的命运，2022年国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母亲比他预测的多活了一年，撑到了2024年。

2024年春节我回到广州，这时母亲已住在合作的民营医院里，身体极度虚弱，她提到了父亲当初的预言，并笑着说自己不仅比医生预测的活得长，也比父亲预测的活得长，语气里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那时的她，眼神依旧清亮，却难掩疲惫，我们都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不过这时距离她去世，也只剩不到两个月了。

母亲生命最后的一个多月都在医院里度过，这时她已经双腿浮肿，像灌满了水，不能下床走路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连翻身都需要帮忙。有一天，我和姐都在病房，陪着她闲聊，没有说沉重的话题，只是唠唠家常。恍惚间，她看着我们，语气平淡又认真地说：“你们都没有子女，将来也会进养老院，我算是为你们探过路了。”

这句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和姐姐心上，一时无言以对。我们看着病床上虚弱的母亲，心里满是酸涩，既心疼她的遭遇，也对未来的养老之路多了几分茫然。她用自己的晚年，为我们踩出了一条养老院的路，有温暖，有无奈，有体面，也有委屈，这是她留给我们最真实、也最沉重的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