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我和德国朋友聊起「外语人格」，我切换说英语时，会变得更活泼、更能自然地表达情感，也更健康，仿佛拥有另外一个人格。

她有些不解。

我思索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的英语人格，真正建立起来是在我大学毕业后。那时，认识的外国朋友们总是会认真倾听我，说错词了也不会刻意「纠正」我，而是尽力去「理解」我。我的脑海浮现起很多双眼睛，一边注视我，一边温柔地肯定我。

我想，正是我在学习这门语言的过程中，从未被打压，也就不会关联情感创伤。

前段时间爆火的剧「巅峰对决」里有一段感人的细节，男主角IIya父亲去世后，跑到一个隧道给Shane打电话，因为英文不好，母语为俄语的IIya只能讲简单词汇，这时Shane对他说，「要不把你心里的想法都告诉我，但是用俄语说。」关于创伤和爱，永远是母语更贴切。

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句捷克谚语——「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get a new soul」（学习一门新语言，获得一个全新的灵魂）

新的一年你是不是也一想到进步，就想到「学英语」？

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研究显示，学习一门外语，即便是在成年以后，也会对大脑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人员对262名年龄在11岁或70岁以上的受试者进行了长期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学习外语后，这些人在阅读、口头表达以及整体智力水平上都有显着的改善与提高。[1]

但其实就算坚持不了几天，不能十分流利，学外语对人的心理健康也有着非常多的好处。

01

离开了母语，

也就离开了创伤

因为我是一个泪失禁体质，有些事一旦用母语说会很容易流眼泪，但用英语讲时，我能更情绪稳定地表达自己。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言，母语是如此「贴身」，总是和许多「情感记忆」紧密关联在一起。母语，是我们最早感受到关怀的语言，也最早被「刺伤」。母语总是与我们经历的那些创伤、痛苦和暴力编码在一起。

比如，当我们听到「我都是为了你」就会感到被亲情勒索，听到「孝顺」这个词就感到一种秩序的压迫。

语言学家Aneta Pavlenko在研究中指出了这种「真实」与「受伤」的具身性。她指出，母语的习得伴随着早期的感官体验（体罚、拥抱、羞辱）。因此，母语词汇不仅是符号，更是生理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双语者自述用母语时更「真实」，因为那种痛感是直接触发神经系统的。[2]

华裔作家李翊云拒绝用母语写作。童年时她常被母亲偷看日记，长大后的她不希望母亲能用中文读到她的写作。

在纽约时报的访问中，她中学时曾经有过一次公开的爱国演讲比赛，她讲得台下许多人热泪盈眶，但她自己却一句话都不相信。「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欢中文诗词，但每当我说中文时，我总会想起那天我的话把人感动得流泪的情景。」[3]

因为外语是更「离身」的。它在大脑中更接近一种认知工具，这使得使用者拥有了一种「表演性身份」（Performative Identity），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主体控制权。

创伤与语言的研究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我们用什么语言讲述痛苦，讲述的方式和深度可能完全不同。

一项针对青少年难民的研究观察了他们用母语和第二语言（移民后习得的语言）分别讲述移民经历时的差异。结果发现，当使用母语时，他们的叙述中会更多地涉及愤怒、不确定感、家庭关系等带有强烈个人情感和归属感的话题；而当切换到第二语言时，叙述则更多地偏向积极情绪，以及因果关系、逻辑思考等更为客观、分析的维度。[4]

人们通常会将更强烈的情感与他们的母语联系起来，而将较少的情感与他们的第二语言联系起来，这种差异也被称为「语言情感性」。[5]

多项神经语言学实验显示，当双语者切换到外语时，大脑中负责恐惧和应激反应的杏仁核活跃度显着下降，同时伴随着皮肤电导反应的减弱；与之相对的是，负责逻辑调控的前额叶发挥了更大作用。[6]

因此，第二语言的使用在心理上可以作为一种疏离机制，用以阻隔那些与母语经验相连的痛苦情感。第二语言也提供了一个「安全屋」，自我在此得以整理创伤叙事，而不会被编码在母语中的原始焦虑所淹没。[7]

我想，很多人出国之后感到自己「重启人生」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外语环境的影响，就像是切换了另一个游戏账号，在另一个服务区，得以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任务。

就算不能出国，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也有助于缓解过去的创伤，重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未被伤害的完整的人」。

02

外语能降低情绪之「重」

作为世界领先的「外语文学」实践者、作家多和田叶子，在小说中就借角色写道——「我的母语，那种我曾经与呼吸一同融入肺腑，与酱油和味醂的酸甜滋味一同滑入喉咙，渗入胃里棉絮般的语言。」

母语往往承载了最高强度的情感权重。这种「重」，既可以是破坏性的（如羞耻、愤怒和创伤），也可以是温暖的（如「我爱你」）。

一则研究探讨了多语者在不同语言中对「我爱你」这一短语的情感强度感知，样本包括1459名成年多语者，他们共使用77种不同的母语，共同填写了一份包含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的在线问卷。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受访者认为，「我爱你」在他们的母语中情感强度是最强的。[8]

我们常常提到「母语羞耻」，可能正是因为过去的许多情绪都透过母语，我们第一次与他人交往、争执或表达爱意，都发生在母语，因此母语总是承载更多的情感链接。

因此，外语不仅能够在我们回忆起创伤事件的时候保护我们，隔离情感，也能够降低许多我们对于情感表达的障碍。

我有一个前任，现在回忆起可能是有些述情障碍，他总是没办法用中文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当他想要和我表白时，总是给我写英文。

对我来说，中文也常常太过「黏稠」，直白而赤裸地说出情意浓重的话语，总是令人产生很多压力，伴随羞耻，但英文人格里的那个我，好像总是很轻盈，能够自在地说出「I love you」。

这种情感隔离，也会带来决策的优化。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大脑通常会启动两套系统：首先是一套分析性思维，有意识地寻找解决方案，这会消耗大量心理资源；另一套是直觉性的无意识过程，依靠感觉。

直觉上，我们会以为说外语会给认知带来压力，我们可能会更依赖直觉来省力。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果：使用外语可以减少决策偏差。

实际上，当我们用外语思考时，我们往往会采用更加深思熟虑的思维模式。最终结果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更少受情绪影响。我们也更不容易被误导性信息左右。

外语效应（Foreign Language Effect）就指的是，在使用外语时，人们的情感投入减少、决策更加理性和冷静。这个效应在压力情境下尤其有用。

当我们感到压力时，这种焦虑往往会损害我们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而前额叶皮层正是帮助我们进行深思熟虑、分析性决策的意识过程的核心。

因此，在压力下，我们往往会依赖直觉或情绪来做决定（而且未必是明智之举）。而用外语处理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激活分析性思维，避免被情绪和偏见左右。[9]

03

在另一种文化中，

练习新的自己

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格」，这和特定外语所携带的文化结构也有很深的关系，人置身于不同的系统，就会产生微妙的心理作用。

即便是双语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对这个现象最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之一就是文化框架转换效应（CFS），即双文化个体在面对文化相关刺激时会改变其价值观和归因。[10]

比如，与北美个体相比，香港华人和美籍华人在他们的中国身份被激活时，会产生更多集体性的自我描述。另一方面，当美国人的身份被激活时，北美华人和美籍华人比香港人产生了更多的个人自我描述。

康涅狄格大学的一项研究找来了一批墨西哥裔美国人[11]，让他们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做人格测试，衡量五大人格特质，包括外向性、宜人性、开放性、尽责性和神经质。

结果很有意思：当他们用英语作答时，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的得分更高。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英语激活了美国文化中那些被鼓励的特质——个人主义、高度重视自信、成就和肤浅的友善，而在墨西哥文化更强调的集体主义语境下，赞美自己反而不那么重要。

后续研究中，团队让墨西哥裔美国人参与者花15分钟自由描述自己。结果再次印证了这种「语言切换效应」：

▨用西班牙语写作时，他们更多谈论家庭、人际关系和爱好；

▨用英语写作时，话题转向了成就、大学和日常事务。

研究人员将这种人格的变化与对价值的不同关注，归结为语言引导行为的方式。语言无法与语言所属的文化价值观分开，人们会透过所使用语言的文化价值看待自己。

学习第二语言的环境在自我意识的形塑扮演关键角色。在国外学或是在课堂上学，甚至你模仿的人都会影响你的个性。

不仅是外语，朋友们在讲起方言时也完全是另一种气质，川渝友人说起西南官话就显得「街头」，带点痞痞的松弛味道，而东北话则是听起来一股大碴子味，十分亲切、友好。

因此当学习一门新语言时，不只是记住词汇和语法规则而已，如果善加选择环境的话，就有机会认识到全新的自己，体验到说不同语言的乐趣。

就像我们印象中西班牙语总是更热情、活泼，德语总是更直白、坦率，而日语中的许多敬词会让人显得更有礼貌，更社会化。

有时候只有进入新的系统，回头看旧系统（母语/家庭创伤）时，对比之下才更能看清它的全貌和病灶，就像英语中难以翻译「孝顺」和「乖巧」。

正如维特根斯坦的名言——「语言边界，就是世界边界。」如果母语的世界被创伤占据，那么学习外语就是在原本坍塌的世界之外，强行开垦出一块新的领地。

在一门新的语言里，我们可以重新学习，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去重建一个全新的「不被否定」、更果敢、更有边界、更自由表达情绪的「我」——这是最小单位的重生。

作者Kira

责编罗文

封面及首图《重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