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一个孩子成绩下滑，人们会问：“这孩子怎么了？”但很少有人问：“这个家庭怎么了？”

我们的视线习惯了聚焦在青少年身上，但那些在孩子身后，同样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吞噬的家长，却常常被忽略。

家长不是问题的旁观者。他们是这个高度竞争时代里的“共谋者”，也是“受害者”。

他们承受着职场的挤压、社会比较的压力、对子女未来的担忧，以及来自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双向期待。当这些压力超过心理的承载极限，他们同样会“病”——焦虑症、抑郁症、慢性应激反应……而这些病，又会通过遗传、情绪传染、家庭互动，悄悄传递给下一代。

本文作者从社会结构、教育竞争、家庭关系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家长心理困境的深层根源，并探讨了CBT（认知行为疗法）在这一群体中的有效性与局限。当我们谈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时，是否也该停下来想一想——那些在孩子身后，同样需要被看见的家长，他们的心理困境，谁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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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春季班学员李文浩

在中国高度竞争、容错率低的环境下，这个阶段的家长可能出现多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当家长过度担忧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时，焦虑症可能悄然而至，而这种焦虑症不会只停留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Lester et al.,2009）。

面对教育竞争的压力，一些家长患上抑郁症，而这种抑郁也会“传染”给孩子（Torvik et al.,2020）。

还有一些家长长期处于慢性压力或急性应激反应（Li Shi-ping,2006），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因此受到显著影响（Shek,1997）。

家长罹患心理疾病的原因，往往源于家长对青少年个体的高期望和对在考试得高分的过度渴望（Bhowmick,2018）。

这样的高期望可能来自中国教育环境的高度竞争模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多考一分胜过千人”......这样的说法从青少年进入中学就被家长、老师、周围的环境包括同辈渲染、不断强化、内化于家长与学生心里。

这样的高度竞争模式不仅发生在教育领域，还发生在家长所在的职场或社会环境中。家长的职场压力不会直接传导到孩子身上，但是由工作引发的相关情绪却会连续间接地影响孩子的行为（Wu，2008；Stewart&Barling,1996）。

研究显示，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在不断增长，即使在义务教育的政策下，公立学校学费有一定的限制，然而校外培训的支出却不断增加。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占比更大，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负担，还要承担与之相伴的精神压力（Chi&Qian,2016）。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和教育流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当“投资教育”被视为一种实现阶级跨越的“唯一”路径时，愈加放缓的社会流动性也注定让大部分家庭面临失望与挫败。（Xie et al.,2022；Li,2022）。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成年人中精神障碍的12个月流行率为9.3%，终生流行率为16.6%。其中，焦虑障碍最为常见。而青少年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在10%到20%之间。（Huang et al.,2019）

更值得关注的是，心理问题会代际传递。多项研究报告指出，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的青少年会有41%至70%的机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Kato,2015;Kieling,2011），这体现了心理疾病强烈的遗传特征。

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健康问题会经过遗传、家庭环境、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动态的养育模式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水平（Sharma&Prakash,2021；Augustijn,2020）。

具体来看，家长的焦虑模型、过度控制的育儿方式，与早期青少年的易感因素（如气质、认知风格、女性性别和年龄）相关，在青少年焦虑的发病和维持中起重要作用（Bögels&Brechman-Toussaint,2006;Craske et al.,2003;Rapee et al.,2009）。

父母的不良行为——比如严厉的惩罚、吼叫和愤怒——会令孩子产生恐惧反应；而缺乏一致性、消极、无效的管教方式，则会影响孩子，特别是更易感的部分（Belsky 2005）。

另外，很多家长不会主动跟孩子沟通讨论与精神健康相关的话题，这也导致孩子对父母的心理疾病、对自己的精神状况缺乏了解，无法提前预防，甚至会对精神疾病、家长和自己产生扭曲的信念（Tapias et al.,2021）。

那些家长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往往会过分反思自己的行为，担心自己可能沿袭家长的疾病。他们会体验到恐惧、愧疚、指责、被孤立，与家长建立联结有困难等（Cooklin 2013）。

Farahati（2003）指出，性别在精神问题的代际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母亲的精神疾病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比父亲更大，而女孩比男孩受到的影响更大。

01

选择这一人群的理由

患有精神疾病的真正成本，远远超过患者个人所承担的部分——它还包括家长子女所承担的长期成本。

长期以来，青少年一直是研究和关注的重心，然而精神疾病的影响，应该放在家庭这个单位中来理解，而不仅仅是关注患者个体。

精神疾病是个体与家庭内在张力的外在表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家庭成员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未来发展路径。这不是说家庭需要承担家庭内部某一成员或多位成员患有精神疾病的责任，而是想表达：正因为家庭结构的复杂和情感流动的交叉性，精神疾病才呈现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

比如，虽然中国有义务教育，但繁荣的校外培训市场依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新分配了教育资源。这样的再分配创造了各种形式的竞争，为教育行为本身增加了不确定性（Connell,2013）。

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成绩有显著影响，这样的差距会增加教育不平等，从而形成“教育-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拉大不同社经背景学生乃至家庭的差距（Lagravinese et al.,2020）。

中国众多家长通过课外活动为学生积累教育机会和人脉，以增加被部分高中和高校录取的概率，在Wu（2012）看来，这种做法延伸了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展示了文化资本如何用于维持社会分层和教育不平等。

在这样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心理健康也成为了各个家庭、各个青少年之间进行教育资源竞争的砝码之一，那些在家庭中拥有积极关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较好；而在家庭中受到冷落和拒绝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Kamble,2016；Noh et al.,2020）。

02

CBT于该群体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一般，CBT被视为治疗青少年焦虑症的有效方法。而针对父母的CBT，则是一种替代性治疗方法。

之所以需要这种替代路径，是因为针对青少年的CBT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语言和认知能力是主要障碍，尤其对于年龄较小的青少年。

在Yin（2021）和Cardy（2020）各自的研究中，研究者对针对家长的CBT治疗设置由为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了解并实施CBT的原理和设置（即心理教育、放松训练、认知重构、分级暴露和问题解决），学习应对孩子困难的技能（即应急干预），处理父母自身可能存在的负面信念，并要求家长不干扰孩子的治疗进展。

Yin发现，仅针对家长的CBT治疗，可以有效缓解青少年的焦虑症状，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效果更明显。从性别差异来看，男孩的改善比女孩更显著。Cardy发现，当父母完成治疗后，需要转介进一步治疗的青少年明显减少。

CBT可以帮助父母发展更好的教育能力（Manassis et al.,2014），增强家长处理青少年行为和情绪的信心（Scarpa&Reyes,2011），并且帮助家长调节自己的心理健康（Wong et al.,2018）。

不过，一部分家长展示出了一定程度的不配合，在Yin的研究中，家庭共同参与的CBT治疗和仅针对家长的CBT治疗相比，后者有更多家庭中途退出。

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对仅针对自己的CBT治疗缺乏足够的信任，毕竟孩子没有直接参与。同时，“仅针对父母”这一设置本身，也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责任感，寓意着“家长是孩子焦虑的原因之一”，“家长要承担孩子焦虑的责任”。

不过对于完成治疗的家长来说，他们的满意度普遍较高（Cardy et al.,2020）。部分短期效果不显著的家庭，在长期观察中也看到了一定成效（Sanders et al.,2014）。

最后需要指出，目前关于家长参与治疗的动机研究仍然不足。我们还无法得知，家长改变自己的动机、改变孩子的动机将会如何影响仅针对家长的CBT治疗效果。

03

如何利用CBT治疗该群体

在使用CBT治疗学生家长时，首先要概念化家长的心理和情绪问题，包括识别家长的压力来源、压力程度、挫折感、焦虑、甚至抑郁情绪。

根据个人经验，家长的一些常见的思维陷阱包括（括号中为可能的例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过度概括（“这辈子就这样了”）

▨全或无和贴标签（孩子学习不好就是坏孩子）

▨心理过滤（在意成绩的下滑而看不到孩子的努力）

▨急于下结论（“孩子跟同学起冲突一定是……”）

▨个人化（“都是我不好让你……”）

▨预计灾难（“学习成绩差考不上好学校的滑坡论证”）

▨期待完美等。

这些思维陷阱的扭曲会导致家长的情绪困扰和行为不当（Situmorang,2018）。

因此，治疗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详细的评估，对家庭教育生活细节的询问，包括指导家长使用自我报告问卷等工具，全面了解家长的心理状态和认知模式，以便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咨询过程中，需要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共同设定具体且可达成的目标。这些目标应包括减少焦虑症状和改善与孩子的沟通，并小心谨慎对待家长的自尊心和责任感，预防脱落。

针对生活情境引发焦虑，可以挑战家长的自动化思维，使用启发式提问排查家长本身的偏见和假设，从家长自身的经验出发寻找存在的证据，帮助来访看到经验的多样性。

也可启发家长以孩子的视角观察自己作为家长的形象，理解孩子所处的情境。帮助家长理解他们的自动化思维背后，藏着什么样的价值观？为什么这样的价值判断对他们如此重要？

识别扭曲的自动化思维之后，可以通过认知重构技术，帮助家长寻找更合理的思维来替代原有的模式。

比如：

从“如果我的孩子成绩不好，那一生就完了”转变到“孩子的成绩只是成长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机会去学习和成长”；

从“我的孩子不跟我说话，肯定是不爱我了”转换到“孩子不跟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烦恼，我可以耐心地给予他空间并表达我的关心”。

可以通过要求焦虑的家长写思维日志的方式，鼓励家长检查、评估自己的情绪、行为和想法。也可以教给他们一些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放松，在自己情绪起伏的时候采用冷水刺激等即时调节方法。

根据Cardy（2020）的研究，父母参与CBT治疗的关键，不在于咨询的形式或数量，而在于治疗是否成功改变了焦虑问题的维持机制。

最后，CBT也是一种心理教育的工具，通过向家长介绍和引导他们体验处理情绪、思维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情境和思想，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青少年的情绪、情境和思想，为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打下认知层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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