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执行院长、研究员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发动代号“史诗之怒”的空袭并实施高层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日被证实遇刺身亡。伊朗随即展开多维度反击，向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并于3月1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骤然升级。3月2日，特朗普提出与伊朗新领导层对话，却遭伊朗强硬拒绝。

这场由地区冲突和高层暗杀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正迅速牵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神经。IPP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认为，美伊双方已进入“边打边谈”的特殊博弈阶段，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全球能源市场、经济发展及国际出行等领域均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围绕伊朗政权稳定性、海峡封锁的全球经济影响、美伊谈判可能性三大核心问题展开深度分析，剖析美国此次军事行动的战略逻辑与潜在风险，并结合我国实际，梳理冲突外溢带来的复合挑战及系统性应对框架。

（2026年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监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图源：白宫）

一、核心追问：哈梅内伊被刺后，三个关键问题亟待解答

（一）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会遭到颠覆吗？

特朗普声称，此次军事行动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并在提前录制的视频中表示，伊朗人民正迎来“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去“接管你们的政府”。但从伊朗政治体制特点与国内局势来看，哈梅内伊遇刺并不意味着伊朗政权会就此瓦解。

首先，伊朗政府对最高领袖身亡已有成熟后备方案。根据伊朗宪法，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负责选举、监督与解职，若最高领袖身亡、辞职或被解职，专家会议需尽快推选新领导人。目前，伊朗总统等三人已临时代行最高领袖职权，专家会议正推进哈梅内伊继任者的讨论工作。

其次，伊朗政权具备较强的体制韧性。其政体设计高度分散化，形式上呈现“三权分立”格局——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统及其内阁掌握行政权、法院掌管司法权，且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常规军分开运作。即便最高领袖缺位，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不会出现权力真空。

再者，伊朗政治精英内部未出现致命分裂。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虽有强硬派与改革派的路线之争，但在反美、反以色列的核心战略上高度一致。此外，美以此次军事行动极大激发了伊朗的波斯民族主义，多数伊朗民众将哈梅内伊遇刺视为“国耻”，愤怒情绪凝聚了国内共识，亲美派系根本无掌权可能；相反，新一届伊朗领导人在对美、对以政策上大概率会更为强硬。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西方长期制裁导致伊朗经济困顿、多地爆发民众抗议，但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治精英内部无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民怨难以形成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的关键的是反对派与美西方军事介入里应外合，而这种情况在伊朗尚未出现，且美以未派遣地面部队介入，进一步降低了政权更迭的可能性。

（2026年3月1日，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逝世。图源：路透社）

（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

郭海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将对全球经济形成“短期通胀冲击、中期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对能源进口依赖度高的经济体影响尤为显著，短期面临输入性通胀，中长期则面临内外需承压的风险。

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30%的海运原油和约20%的液化天然气（LNG）运输，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咽喉”。此次伊朗宣布封控后，即便未完全中断通行，仅运输风险上升、保险费用飙涨及市场恐慌预期，就已推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3月2日国际油价单日上涨8%，达到每桶78.78美元，美国智库分析认为，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至每桶130美元的高位。

能源价格飙升将通过燃料、发电、化工原料等渠道，迅速向全球产业链传导，引发广泛的输入性通胀。同时，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资本大量流向美元资产与黄金，导致大宗商品与股市波动加剧，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形成“能源冲击—通胀抬升—增长放缓”的连锁反应。其中，日本、韩国等高度依赖外部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将在能源成本上升与生活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收缩内需；若油价长期高位运行，欧洲国家可能因通胀反弹延后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复苏。

（2019年4月30日，伊朗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图源：新华社）

（三）美以与伊朗是否还会谈判？

哈梅内伊被刺后，特朗普旋即提出与伊朗新任领导层谈判，却遭到伊朗强硬拒绝。但郭海分析认为，未来美伊双方更可能进入“边打边谈”的长期博弈阶段——贸易封锁、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网络攻击、暗杀行动与外交接触将并行不悖。

美国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伊朗去核化，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清楚，一旦伊朗获得核武器，中东战略优势的天平将不可逆转地倒向伊朗，这也是其悍然发动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因。但受美国国内舆论及西方盟友的保留态度制约，特朗普政府难以无限制向中东投入资源，更不可能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大概率会延续“离岸平衡”模式，以以色列作为代理人与伊朗缠斗。

伊朗的核心诉求则是保障自身政治生存，在延续伊斯兰共和国政体这一关键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与神职阶层高度一致。伊朗的反制逻辑的是，通过军事袭击、代理人行动向美国中东盟友施压，同时借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经济手段，给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海湾国家）造成最大成本压力，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预计美伊双方将进入长期消耗战，直至双方均认识到无法通过升级冲突实现自身目标，中东地区才能重新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2026年2月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前中）率团前往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会谈地点。图源：新华社）

二、深层风险：特朗普“先高后低”冲突模式的隐患

郭海特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伊朗领导人的“斩首行动”，已深刻改变现代战争范式。传统战争多是从低烈度冲突向高烈度冲突逐步升级的谈判过程，而美国当前采用的是“先高后低”的冲突节奏，体现为“成本锚定战略”——以极端手段展示决心，将对手对冲突代价的认知锚定在高成本领域，再通过“边打边谈”逐步降级，以战争为“开场动作”重塑谈判空间。

这种模式的风险极大：其一，核心前提是对对手承受成本能力与政治意志的精准判断，一旦误判，对手可能将其视为生存威胁，采取更激烈的反制手段；其二，最深层的隐患是“退出机制”缺失，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均未设定明确的政治终局与退出路径。尽管特朗普曾宣称要结束美国的“永恒战争”，但当前的行动反而将美国乃至全世界推向更深的战争泥沼。

三、对我国的复合挑战：从能源安全到民生领域的全面承压

美伊冲突的持续升级及霍尔木兹海峡封控，不仅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与地缘博弈逻辑，更对我国产生多维度外溢冲击，形成从能源供应到民生领域的复合挑战。

（一）油气供应链全链条承压，能源安全面临结构性挑战

我国原油进口对中东依赖度长期维持在50%左右，且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通道；LNG进口中，卡塔尔等海湾气源占比高，运输路径同样受该通道牵制。海峡封控若持续，不仅会推升油气到岸价格，还会通过航运改道、保险溢价、港口与船舶可得性下降等机制，放大实物交付风险，使风险从价格波动升级为供应不确定。

尽管全国储油库存能对净进口形成短期缓冲，但封控长期化将迫使我国加速重构进口结构——更多依赖俄油与陆路通道、增加美洲等远洋替代来源。然而，这些替代路径均存在约束：俄罗斯路径面临地缘牵制，美洲路径存在成本抬升与运力限制，中亚路径则增量有限，难以完全对冲中东供应与通道风险。

（二）气电成本上行叠加灵活性缺口，保供与转型陷入两难

天然气发电是我国电力系统的重要调峰与灵活性支撑。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将通过燃料成本与可得性，传导至气电边际出力与电价中枢。广东等沿海负荷中心气电装机与用气规模大，海南等海岛电网气电依赖度高且孤网属性强，对进口LNG价格与到港节奏更为敏感。

若中东LNG供应扰动导致亚洲现货价格跳涨，气电燃料成本将快速抬升，挤压机组经济性，削弱尖峰时段调峰与爬坡能力，形成“保供-转型两难”：一方面需依赖气电维持电力系统稳定，另一方面高价气源会推高全社会用电成本。更深远的影响是，现货波动可能外溢至长协续约与合同条款谈判，使我国在后续合同周期中处于成本与保障条件的被动地位，电价压力或向工业端传导。

（三）输入性通胀与合规风险共振，海外投资不确定性加剧

国际油价高位波动将推升我国能源、化工等上游成本，并通过运输、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向PPI传导，挤压下游制造业利润空间。同时，2026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与伊朗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国家加征25%关税，将对伊施压工具从传统二级制裁扩展至二级关税，形成制裁与关税叠加效应，增加我国相关贸易的合规风险。

此外，我国中东存量投资面临极端战争风险，3月1日位于阿曼的涉中杜库姆港在此轮冲突中遇袭，相关项目承受战争险费率飙升、结算受阻、回款周期拉长等压力，海外投资逻辑需从“机会导向”转向“风险定价”。

（四）公民海外出行受阻，旅游产业复苏承压

美伊冲突升级后，伊朗、以色列、卡塔尔等至少8个中东国家宣布关闭领空，阿联酋宣布“部分和暂时”关闭领空，导致全球超过2600个航班取消，几十万旅客滞留。其中，阿联酋领空关闭影响最为显著，迪拜、阿勒马克图姆两大机场一度全面瘫痪，虽于3月2日启动有限复航，但主要以疏散滞留旅客为主。

我国有61名团队游客滞留在阿联酋迪拜，另有部分游客因航班取消、领空关闭被迫改签或滞留行程，部分航班接近阿联酋空域时被迫空中折返。滞留期间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等额外成本多由旅行社先行垫付，且因阿联酋属于“战争波及”地区，保险理赔面临条款匹配模糊、责任认定争议等问题。同时，刚在春节期间回暖的中东旅游市场遭遇重创，不少原计划出行的游客选择观望或取消行程，影响我国出境旅游产业复苏节奏。

四、战略应对取向：构建多维度韧性防御体系

面对美伊冲突外溢引发的地缘风险、能源冲击与民生挑战，我国应立足“可执行、可预案、可量化”原则，从能源安全、金融布局、海外风控、区域协同、公民安全保障五个维度，构建系统性应对框架，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海外利益与公民安全。

（一）能源安全：构建“多元+弹性”的供应与调度体系

短期以“库存—合同—运力”联动提升韧性，加快库存轮换与前置调度，锁定非霍尔木兹来源的中长期合同与到岸条款，排查港口接卸、炼化适配与国内物流瓶颈；中期提升陆路与非中东来源的可获得性，统筹推进管道、港口、储运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对单一海上咽喉点的依赖；长期将能源安全嵌入“双碳”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终端电气化与需求侧响应，从根本上降低进口原油刚性依赖。

（2025年5月，陇东—山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竣工投产，我国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综合能源基地外送工程建成投运（图源：中国日报网））

（二）金融布局：扩大合规前提下的人民币能源结算与风险管理能力

坚持“合规先行、穿透管理、风险隔离”，以可合规能源贸易场景为抓手，推动与资源国人民币计价、结算安排的制度化对接，提升结算韧性与成本可预期性；强化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等人民币计价能源合约的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功能，稳步提升人民币在能源大宗定价体系中的权重，避免短期宏大叙事式替代。

（三）海外风控：建立分层分类的危机应对与组合管理机制

对中东存量项目，按“战时冲击期—战后秩序真空期”分层，前置人员撤离、资产保全、保险理赔等全流程预案，设定触发阈值与授权机制；对新增投资，建立“地缘政治+商业可持续”双维度评估框架，将外部干预、政权稳定性、结算可行性等纳入核心参数，通过股权与融资结构多元化分散风险，降低“标签化”政治风险溢价。

（四）区域合作：以大湾区为试点打造韧性样板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LNG接收与储运设施基础，先行建立区域能源应急协同机制，逐步探索更高层级储备协同；发挥大湾区金融与贸易优势，开展合规框架下能源人民币结算试点，联动跨境碳市场与绿色金融工具，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能源-金融”协同经验。

（五）公民安全与旅游产业保障：强化应急响应与风险防控

相关部门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实时更新领空开放、航班恢复信息，协助滞留公民有序返程；引导旅行社完善应急预案，强化7×24小时值守，妥善处置滞留问题，协调分担额外成本；推动保险行业明确战争波及地区理赔条款，减少模糊空间；通过实时信息通报、灵活调整行程等方式，稳定旅游市场预期，助力出境旅游产业平稳复苏。

（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伊朗士兵（图源：新华社））